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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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摆脱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从道德原理出发思考中国的倾向,而转向务实的、以专业背景来思考问题的态度,这也许正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以新的基础上相结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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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代,中国完全有可能承担更积极的促进世界和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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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为担心的还是日本,这恰恰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除了这个因素以外,总的说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很可能将生活在一个远比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更为温和,用英语来说,更为“m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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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于1986年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网友希望了解我从八十年代批判儒家文化的立场向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为了说明我的思想并不存在断裂,我把1995年出版的《萧功秦集》自序发表以下面,供各位朋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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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东亚文明圈是一个大闷锅。东海,热带丛林,青藏高原与西北利亚形成的闷锅内部却有着地理上差异极大的两大板块,其北部是漠北草原文明,其南部是农耕文明。当年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听到过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讲学时提到两三角形,在这个东亚文明圈的北部是由大兴安岭与阴山构成的倒三角形,南部是太行山与东海沿线构成的正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的尖角在燕山长城一带碰到一起。简而言之,在生态环境差别极为悬殊的南北两大地理板块之间,只有一道很容易突破的大门。这种情况很像是印度西北的那个很容易被异族征服者打开的旁遮普邦山口。只要进入这个山口,历史上的亚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甚至埃塞俄比亚人,就能浩浩荡荡进入一马平川的恒河平原。由于南方的富裕,北方的苦寒,这会成为北方民族不断南下运动的强大引诱力。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大门总是被打开,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周期性地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这种民族互动过程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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