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它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够起到思想碰撞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质化。不同声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的相当碰撞与制衡，对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义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心。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书名的抢眼(当然作者也不得不为此要付出给部分读者第一眼的负面印象的代价)，也包括精心的商业策划或“炒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 30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新民周刊》：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称，他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来界定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你如何看？
萧功秦：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特点，来自外部世界刺激与压力，会刺激中国人百年来的历史屈辱感与历史的悲情，这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就会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这种民族主义反应也会随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可以作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实例。
然而，这本书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不能用我原先的观点来解释了，从总体上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过去要温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风暴以来，西方更有求于中国，各国都显得放低状态，希望与中国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与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表现出高调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很难用反应型来归纳。我认为，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外国人要学会与中国民间的这种非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长期相处。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要害是，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外部敌手”，这一点被作者们视为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作者之一王小东兄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一个物种，没有外部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他从社会生物学中为这种新民族主义找到了根据。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多少“选择压”，所以“大家自我感觉很好，可以混，这样就不可避免会衰退”，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句话：“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不知道小东兄是不是认为，为了我们民族的强大，中国有必要在缺乏“选择压”的情况下，也去追求或制造“选择压”呢？
我想，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外部压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压力，理所当然就要制造出这种压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可怕而且危险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比他们更激进的、更“愤青”的人们呢？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这一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时，作者们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呢？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小东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导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不怀疑他的学术真诚，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诚地献身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那就来不及了。
也许各位作者朋友会说我把问题讲得太重，他们决没有这样意思，他们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安逸，但关键是这种民族主义内含的逻辑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它会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为，压力是一种强加于你的东西，而“外部选择压”则是你主动要选择的东西，前者产生的反应是自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向外进攻。而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书读一下，就会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说它外强，是表面上很有气势，说它中干，因为它除了给愤青们以“ 精神胜利法”的安慰外，并没有大国的宽厚雍容的文化底气。
应该说，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外部选择压”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大得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充斥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空气中，但中国并没有在那时繁荣强大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相反，中国现在恰恰正处于受“外部选择压”折腾最少的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以每年10%增长率发展了20年。我们刚刚安逸了几年，“新爱国主义者”们总觉不习惯，总觉得我们折腾得还不够。

刚长出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

《新民周刊》：既然如此，但为什么许多青年人对这种新民族主义表示认同呢？
萧功秦：两年以前，我在法国巴黎参加“ 中欧论坛”的讨论会，其中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学者谈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近年有所上升，他说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由于中国人百年来长期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他们觉得中国崛起了，我们已经有力量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可以一吐为快了。
我想，这一对国外中国留学生的心理观察很有启示性，其实，这种心态在国内民间也很普遍，“大凡物不平则鸣”，现在有了条件就要“扬眉吐气”地鸣一鸣。这是人之常情，其实，那些受过屈辱而后来又突然崛起的大国，例如印度民间，现在也有类似的社会心理表现，中国人中这种社会心态，是“不高兴”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不高兴” 派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会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谁把民族主义的旗帜亮得更高，更鲜明，谁就会获得更多的听众与读者群。
应该说，这种存在于民间的 “扬眉吐气”情结与心理，是正常的，自然的，合理的，也是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但如果它被一种错误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引导，并带着去寻找“选择压”，那就很不妙了。其实，民族主义思潮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被某一极端主义煽动与利用而走偏。
事实上，从《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一些论述来看，作者们也意识到这种民间的长期压抑的“扬眉吐气”心理是一种可动员的力量，宋晓军认为“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着 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作者们试图与青年们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共奔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前景，例如，本书提出，“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决定中国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要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这些都表明作者们试图把民间朴素的百年“扬眉吐气”情结与一种更带主动进攻性的“新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其理论基础是“弱肉强食”普世论与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社会生物论”。
《新民周刊》：《中国不高兴》让人联想到13年前的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你怎么看这两本书背后各自蕴涵的深意？
萧功秦：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可以说不》与《中国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前者带有更多的反应型民族主义特点，后者则具有了主动进攻型民族主义特征。概言之，它力求把中国民间存在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扬眉吐气”心理情结，整合到其旗下，通过民族主义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来实现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的原则支配下的民族“大目标”，书中多次提到这种“大目标”，虽然有时语焉不详，但其基本精神则是：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普世性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反复告诉读者，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在手段上，它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即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的主义，这些已经决不是什么反应性民族主义了。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我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概括这种民族主义特点的词。暂时就称它为“寻找敌手”的民族主义。但它比13年前的民族主义更危险，更具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它只是初中生，却充满古老的陈旧的诗情梦幻，它涉世未深，却又精力十足，它还没有长出胡须，却充满总想引人注意的虚荣心，总想在街头惹事生非，而且与孩提时代不同，它也确实会给当家的大人(政府)与邻居(国际社会)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中国转型的道路上，我们开车正处于事故多发地段时，它会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把国际交涉中的小问题，变为大问题，把“和谐共处”变为“零和游戏”。并且还高调地处于话语优势。它毕竟现在还是乳臭未干，但如果长到成年人而仍然如此，很可能就更麻烦了。

走向理性温和化是中国民族主义大趋势

《新民周刊》：那么，你认为，民族主义的利弊何在？
萧功秦：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然而，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它又是双刃剑，对于当政者来说，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动员民众支持国家的天然政治资源。尤其是国家面临外部危机，国家意识形态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社会上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而主政者为了民族利益而又主张理性妥协的温和立场时，这些虚骄的民族主义者们，就会把政府的理性行为解读为退让、投降甚至卖国行为。这将极大地挑战政府权威，威胁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甲午战争就是一个显例，中日海军吨位看上去似乎差距不大，但中国的军队的训练水平与指挥实战水平却远逊于日本，然而当时中国的士绅官僚中的清流党民族主义者，却掌握了话语霸权，控制了“政治正确”的标准，在毫不了解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鼓吹“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这些虚骄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即“不高兴派 ”的老祖宗们，对清廷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怕“得罪老祖宗”，于是被迫选择了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中国从此进入民族危机的深重苦难时代。如果今后某年某日中国南海某一海域出现擦枪走火，高呼“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的肯定就是这些“不高兴”们。诸位如果不信清流党张佩伦之流与“不高兴”派的血统关系，到时候就看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近几年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了怎样的表征与趋势？
萧功秦：尽管我对激进的高调的、“不高兴”派的民族主义者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思潮会成为主宰中国的主流思潮，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长焦距来看，从中国国民走向成熟的整体趋势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大趋势是走向理性温和化。
首先，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力量。他们具有稳健性，不喜欢走极端，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温和的。
其次，中国的政府也比较成熟了，政府也直接感受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性质，并意识到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笼罩社会的“话语霸权”，很可能会挑战理性的和平发展政策。民族主义的失控会引发连锁反应，主政者们也有意识地对民间进行理性的引导。
第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更为合作的态度，这也淡化了中国人原来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些对立或抵触情绪。不久前，一位在中国呆了两年的美国的外交官曾亲口对我这个当年老校友说，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是很爱好和平的，西方人根本不必对中国发展与所谓大国崛起感到担忧。他要把这一点回国后告诉美国人。可见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已经有了成效。开放的环境不但使中国人，也使得外国人更加了解对方。
最后，中国国力的增强，让我们民族自信心也增强了，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了，我们的悲情主义会更少了，反应也不会那么过度了，我们的态度会更坦然、更从容。其实，我们不必沉浸于历史上那种悲情民族主义，我们要相信，以我们目前的力量，足以保卫自己。但即使中国自身力量强大了，我们也不必张扬。真正成熟的大国不是以强凌弱。




附


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萧功秦


在经历过百年屈辱的中国，一个没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不配是一个中国人。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合理的。民族主义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有温和与极端之分、有务实与激进浪漫之分。几年以前，针对西方某些人士的「中国威胁论」，我写了一些文章，为中国当代主流民族主义辩护。我在这些文章中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它是一种防卫性的、或称之为反应型的民族主义。更具体地说，这种民族主义的波及面、影响力，它对社会精英与民众的动员程度，以及其表现的强度，基本上取决于外部所施加的威胁与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而且，这种民族主义所作出的应激性反应，往往与特定的具体问题有关，而与抽象的理念与教义无关，一旦这种外部的压力消失，这种应激型的反应也就相应的减弱。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性的民族主义。中国没有那种弥赛亚式的救赎主义（Messianic）的宗教传统，也没有西方宗教中启示录式的「末日审判论」。如果说，一些具有这种救赎主义的宗教传统的民族，往往会把在人间建立「神权王国」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从而使这类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的话，那么，没有救世主义的宗教作为支撑点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一种向外扩展的内在的文化冲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总体上是温和、理性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反应型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偏向。这种偏向不是走向对外扩张，而是走向非理性的排外与自我封闭。我在1997年发表的〈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未来：与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圣的谈话〉一文中，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上述偏向。
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直接遭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苦难与挫折感」；另一种情况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困难，造成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而西方又在造成这种困境过程中，起到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排外的、封闭而又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就有可能找到滋育的温床。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对外国都并不是甚么好事」。
从五八事件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理所当然激起中国人的义愤，然而，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也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迅速抬头。五八事件中，法不责众的非理性行为与群情亢奋，大学生中甚至打出「我们不要学英文」这样的口号，北大三角地甚至还出现「不惜与美国一战」的观点，一些民众中甚至出现「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慷慨激昂呼声，等等。美国某些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正在利用这种情况来证明他们遏制中国并反对与中国友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种激进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相结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封闭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有积极的方面，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为支配人们对复杂问题作简单的理解，并以这种理解与「危机感」作为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根据，从而具有强烈的亢奋的情绪化倾向。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他们自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如果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坚定」立场，都会被视为「对西方的投降主义」而加以抨击。在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与彼此振荡的过程中，这种「过度危机感」的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与官员中成为主流，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互动过程中，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的情况下，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使清中期以后的保守的当国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据称，一些内省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因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资源中，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伸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与口号。在五八事件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民族败类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五八事件以来，新左派某些人士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号决非偶然。自科索沃危机以来，某些新左派与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结合成「神圣同盟」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了极左思潮其实死而不僵，它可以经由极端民族主义的封闭锁国论而复活。极左思潮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相互结合的逻辑机制是，既然你把对方视为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对外开放就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就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这种观点尤其表现在新左派刊物所引用的〈六评〉中所断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这一逻辑，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产生的愚昧、落后与盲目，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的土壤。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中，诉诸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保守人士，则可以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格局，将因此而毁于一旦。而美国国会山里那些保守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正等着这样的机会，来为进一步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它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
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以后的态度，还保持着相当的克制与理性。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国人深省。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
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民族义愤是每一个中国人理应具有的，但这决不能构成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合法存在的理由，中国民族的长远利益必须经由理性的思考与冷静的应对来实现。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理性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重组与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刚愤的民族主义的不断激进化与极端化，实际上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清流思潮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清流派」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在野的、无权势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高唱一种理想的、大言高论式的口号与道统原则，从而取得道义上的「语言霸权」，以此来压抑务实派。因为这些清流派人士在野，言之太易，清代学者赵翼就引用过宋人的一段话：「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儿戏？」这一段话固然是从传统王朝中在朝者的立场来评价在野的清流派，但这段引文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流士大夫是单纯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来立论，并以此为社会提供历史选择的，这种因脱离实际而导致的「大言误国」，对于我们后人仍然是有重要启示的。对照一下那些在网上大发「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的大言高论者，两个时代的清流习气何其相似。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清流思潮在中国广大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决不占主流地位。但从近代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受到强大对手挑战而信息流通又相对封闭、文化误解容易产生的情况下，反应性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清流思潮则会拥有很大的?场。在社会情绪受激进思潮支配的情况下，最激昂的大言高论者甚至会获得交口称赞的声誉。当年郭嵩焘这位中国近代先觉者所受到的保守的清派党的无端攻击就是典型例子。
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的糟糕问题与国际的糟糕问题彼此互为因果，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下一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潜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将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国人，支配着我们好心肠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宣泄，而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老左派的进一步死灰复燃，均有可能使我们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因为「救亡」的符号将高于一切，无论是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这种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民众中的义和团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的民族，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几年以前，我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前景的判断相对比较乐观，现在我开始有了一种新的隐隐的担忧。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过去没有预料到的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势必使中国的未来增加了更多的复杂变量。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八月号